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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的历史积淀下厚重的医药文化，使安国一直在中药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对于创造安国中药辉煌的商人们，人们却了解不多。
和其他商帮多来自同一个区域不同，属于冀中商帮一个分支的安国药商并不是一个狭隘的地域群体，而是来自五湖四海、汇聚于安国的中药商人们的统称。
数百年来，他们以仁为本、诚信经营，为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延续作出了独有的贡献。
发端：因一座庙而兴的中药集散地
在今天的安国市城南，有一处由17座单体建筑组成、占地25亩的古建筑群。建筑群外侧的牌坊上覆盖着黄色琉璃瓦，三间四柱，彩饰斗拱，正中匾额上书有“显灵河北”4个描金大字。
这里，就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纪念古代医圣的古建筑群、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药王庙。
作为安国的标志性建筑，药王庙在当地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拥有北方药都美誉的安国和中药最初的渊源，也是从药王庙开始的。
“长期以来，安国都以北方药都之美誉闻名海内。无论是两大药都（安国、樟树）之说，四大药都（安国、亳州、百泉、樟树）之说，还是五大药都（安国、亳州、百泉、樟树、禹州）之说，还是全国三大药材交流会（百泉、樟树、安国）之说，都有安国一席之地。”冀商文化学者董培升告诉记者，“安国古称祁州，其药业历史源远流长。当地学者根据现存地方志、碑刻、拓片等有关史料研究，认为安国药业的发端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约976年—984年）关于药王庙的一个传说有关。”
据安国县志记载，相传，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宋太宗之弟、秦王赵廷美患病，遍寻名医，皆未能治，便张贴皇榜寻医。一日，一医揭榜进宫，自称祁州南关人氏，取药丸数粒，让秦王喝下，秦王用药后病愈。朝廷认为是祁州南关的药王神显灵治愈了秦王的病，便在此兴建庙宇，广为宣扬。从此，药王庙香火渐盛，并逐步在安国形成药材交易庙会。
历经宋、元两代，从明朝开始，安国的药市加快了发展步伐。自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200多年时间，安国逐渐形成了我国长江以北地区的药材集散市场。
这一时期，安国不仅药市兴旺，药材加工、种植业也相应有了发展。进入药市的药材数量和品种不断增加，药材市场上的其他物资也逐渐丰富，外地商贾纷至沓来，以安国为中心的药商团体开始形成。
为了适应药市发展的需要，明万历年间，朝廷增建了药王庙正殿和药王墓亭，使药王庙规模进一步扩大，庙宇群更加完整。此后，远近百姓赴庙会者络绎不绝。
对于当时的情况，药王庙所藏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的碑文如此记载：“时清明寒食，四方瞻仰进香，赛祷于祠下，车毂毁门，非淫祀也。”10年后，即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庙宇再次重修。碑文记载：“岁至清明寒食，四方货物云集，贡牲帛金钱告虔者，肩摩而毂击。”
“两块碑文中都出现了‘四方’二字，一个说的是人多，一个说的是物多。由此可见，这时的安国药市已经不再是地方性药材市场，而是一个有相当规模和影响力的药材集散中心了。”董培升认为。
到万历末年（1620年），一年一次的安国药市交易已是“交易月余，盖大江以北发兑药材之总汇”。
药市的发展，带动了安国的药材加工特别是刀切饮片技术的进步，安国本地商人开始了中成药的加工生产。当时，安国药材切片技艺独树一帜，驰名四方，逐渐产生了“药不过祁州是草不是药”的说法。药材加工业不断发展，为药市的持续繁荣提供了技术保证，安国逐渐成为药材加工基地。
药物的交易还带动了药材的种植。史料记载，到明朝末年，安国本地种植的中药材已有28种，形成了家家种药的风气。安国本地药材经过药农精心管理，质地纯、药效好，冠以“祁”字的祁薏米、祁薄荷、祁艾、祁菊花、祁大黄等都享有盛名。
安国药市在这段时期的发展，为其后来的进一步兴盛奠定了基础。
兴盛：轮蹄辐辏，驰奔祁州
明末清初，安国药市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向全国性药材集散地发展。全国各地药商“千里迢迢，轮蹄辐辏，驰奔祁州”。
西藏的藏红花，宁夏的枸杞子，河北的蜂蜜……能够说出名目的中药，在当时的安国药市都能见到，甚至还有一些平日很难找到的珍奇药材。
到清康熙末年，原来一年一次的药王庙会已经不能适应日渐增长的交易需求，开始改为每年举办两次。春会时间持续5个月，秋会则持续7个月，全年药材交易不断。交易场所位于安国县城南关的大小两药市，这就是所谓的“年年两会，春五秋七”。
据清朝雍正己酉年（1729年）进士刁显祖所写《祁阳赋》记载：“年年两会，冬初春季，百货辐辏，商贾云集，药材及海山之产，布帛尽东南之美，皮服来岛夷而贩口西，名驹竭秦晋而空冀北。”从中可见当时药材市场之繁荣。
安国药市在当时的兴盛，还体现在其和著名中药老字号同仁堂的紧密联系上。
清康熙八年（1669年），同仁堂在北京创立。1723年，由雍正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清宫御药房用药。当时，同仁堂的原料药材主要来自安国药市，安国药材也因此身价倍涨。
“从同仁堂建店到开始向紫禁城供奉御药这段时间，安国成为同仁堂等一大批中药店走向辉煌的强大后盾。在最多的时候，同仁堂80%左右的原材料都是从安国进的货。”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宣传部部长金永年告诉记者。
另一方面，由于同仁堂选的药材都是最好的，出价最高、用药量最大，因此有些药几乎被同仁堂垄断，其选购最多的细料一度占整个市场销售额的90%以上。因此，安国的药市逐渐形成了“同仁堂不到不开市”的传统。
对于这段故事，记载同仁堂历史的《同仁堂的故事》曾有详细记载：“‘同仁堂来了，开市（拉长声音）！’一时间，药王庙前人声鼎沸，交易热烈。大黄要买瓷实的，带泡的不要；细料要做好的，下脚的不要；麝香要买怀帮杜盛兴的，不怕价高，但求货好……”
作为我国中医药行业的杰出代表，同仁堂和药都安国保持了数百年的紧密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安国重修药王庙时，北京同仁堂还曾出钱资助。直到今天，同仁堂仍在安国设有办事处。
“可以说，同仁堂等一大批民族中医药企业的发迹，都离不开药都安国的荫泽。”金永年表示。
除占天时地利之外，能让安国药市不断发展、长盛不衰的，还有安国药商一直传承并严格恪守的经营理念。
“两只手握在一起，手指的屈合伸张不断变化，几万两银子的药材交易就成了。”在前些年热播的电视剧《大宅门》中，曾这样展现安国药市袖筒里谈价的场面。董培升介绍，当年的安国药市里有许多专门为买卖双方牵线搭桥、促成交易的经纪人，旧称“跑合的”。
“他们促成双方买卖后，只收明文规定的交易额的2%的佣金，从不谋其他私利。凡通过经纪人成交的买卖，如买方到期不能付款，不论何因均由经纪人包赔。”董培升说，在当时的交易中，民间有约定俗成的惯例。
这样的规矩，使安国千千万万药商和“跑合的”得以安身立命，也使安国的药都地位愈发巩固。
转折：从顶峰走向衰落
清朝中叶以后，安国药市发展达到巅峰，药材业已经成为安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并有力带动了其他各业的发展。
“当时，来安国药市参加交易的商人来自全国各地，东至沿海地区，西至陕甘新疆，南至两广、台湾，北达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范围甚至扩展到日本、朝鲜、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董培升说。
安国药市进入鼎盛的另一个标志，是清中叶“十三帮”“五大会”等商人组织的出现。
“帮”是一种区域性的松散管理组织，也是一种垄断性的经营组织，其目的是保护本区域内药商的利益，以利与其他地区竞争。药王庙内清同治四年《河南彰德府武安县合帮新立碑》记载：“凡客商载货来售者各分以省，省自立为帮，各省共得十三帮。”这便是“十三帮”的由来。
除“十三帮”外，随着药市的发展，安国药商后来又增加了禹州帮和本地的黄芪帮等，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还有新的帮会成立。
“五大会”是安国本地药商及药市服务行业组成的行会组织，即：南大会、北大会、皮货估衣会、杂货会和银钱号会。
“所有这些帮会组织，以及安国本地药材商人，构成了广义上的安国药商。因此，也可以说安国药商并不局限于本地人，是由来自五湖四海的商人组成的。”董培升认为。
为了更好地服务市场，安国还建立了招待客商、管理市场的组织“安客堂”。据介绍，安客堂几乎可以为药商办理一切事宜，如处理药商之间纠纷、担保贷款、管理经纪人，为药商解决困难、提供方便。
繁荣发展的市场，让安国的药材加工技艺日臻精绝，拥有了很多独门技艺，其“刀法”为药业之冠。如“百刀槟榔”，一个槟榔可切100多片，且片片均匀；“蝉翼清夏”，蚕豆大小的半夏，切片薄似蝉翼，闪闪发光；“云片鹿茸”，切片薄似绢帛，状如云片，入口即化；“镑制犀角”，用特制的钢锉排刀将犀牛角切成极薄的薄片，形似刨花。这四种刀法统称“祁州四绝”。
安国药市的鼎盛一直延续到1921年。当年，时任直隶省长的曹锐下令，在安国设立牙纪局，抽取牙纪税，以此钳制药商，中饱私囊。这一政策使各地大药商不堪重负，外来客商开始减少。
即便如此，安国药市仍然发挥着全国药材集散中心的作用。以牙纪局设立之初的1921年为例，仅牙纪局按成交额2％收取的所谓出境税就达40万两白银之多。由此推算，这期间出境药材的交易额高达2000万两白银。1925年至1932年间，安国药市仍保持着年均进货量4000万公斤左右，年均营业额2000万两白银。
1937年七七事变后，安国中药行业连遭日伪军打压、抢掠，繁荣的市场转瞬之间凋零，安国药商被迫转移。商户大部就近迁往天津，部分迁回原籍或迁往北京、汉口、广州、营口、亳州、樟树等地营业。
当时，天津的很多街巷的药材店铺都是安国人经营，称“祁州药市街”。安国药商迁津，极大地推动了天津的中药材出口贸易。专门加工黄芪的“黄芪帮”迁津后，帮助著名药号通泰兴、华记黄芪庄、崔少康黄芪庄和太记黄芪庄加工的炮台芪、冲正芪、三色芪等产品直销东南亚及西欧，在海外享有盛誉。
新中国成立后，安国药业逐渐开始复苏。近年来，安国大力推动中药产业转型升级，药都安国正在续写当年的药商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