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副主任王培安和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王贺胜就“‘十三五’开局之年卫生计生改革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2017年要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的综合改革，全部取消药品加成。这意味着我国公立医疗机构将彻底告别“以药补医”的时代。王贺胜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取消“以药补医”机制是深化医改的重中之重，也是今年最难啃的“硬骨头”。
据其介绍，2009年新一轮医改以来一直把取消“药品加成”作为破除“以药补医”机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2011年在所有政府办的基层公立医疗机构取消了药品加成。2015年在县级公立医院全部取消了药品加成。2016年200个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全部取消了药品加成。公立医院的药占比由2009年的46%下降到40%，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群众的医疗负担。据今年不完全统计，预计将再次为群众节省药品费用600亿～700亿元。
王贺胜指出，取消“药品加成”，破除“以药补医”的机制，必须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必须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毫不动摇地把公益性写在卫生事业发展的旗帜上。第二，必须坚持“三医联动”打出“组合拳”，增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第三，必须坚持合理的利益导向和激励机制，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医务人员的主体作用。
对于如何实现破除“以药补医”机制，王贺胜认为重点是要按照“腾笼换鸟”的思路，按照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的路径破除旧机制、建立新机制。腾空间，就是要开展药品的生产流通使用全流程改革，要挤压药品价格的虚高水分，还要开展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来激发医院和医务人员合理用药、控制费用的内生动力。调结构，就是把降低药品价格、规范医疗服务行为腾出的空间用于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要把检查检验的价格降下去，把服务的价格提上来，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的价值，优化医院的收入结构。保衔接，就是医保支付和财政补助，医保支付和财政补助政策要同步跟进、无缝对接，确保群众负担总体不增加。
王贺胜表示，在这些方面已经有了实践经验，福建的三明和安徽的天长等地都已经趟出这样一条路子，走出这样的一条路径，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除此之外，还要充分保护和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医疗行业培养周期长、职业风险高、技术难度大、责任担当重，不同于一般行业。针对当前医务人员最关心的薪酬待遇、发展空间、职业环境等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积极开展公立医院薪酬制度的改革试点。还要健全医务人员绩效考核制度，切断医务人员与药品、耗材等利益联系，保证医务人员多劳多得、优绩优酬，还要继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健全医务人员的培训培养制度，拓宽职业发展空间。另外，还要依法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在大病保险推进工作方面，李斌表示，今年主要新集中在九种大病，对农村的因病致贫户、因病致贫的人员进行集中救治。
在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方面，李斌表示，今年主要是推行以病种为主的支付方式改革，同时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DRGs的改革试点。
对于记者问及今年45种新入选国家价格谈判的药品，李斌表示，今年人社部门、卫生计生部门根据临床的需要，又遴选了一批可能会开展价格谈判的品种。到底是选几种，选哪几种，这几种药是由谁来生产的，目前这项工作还没有最后确定。确定之后，信息会公开。总的原则是：第一，它是临床急需的。第二，实践证明这个疗效是比较好的。第三，在价格比较高、群众负担比较重的这一类药品里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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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卫国：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本场记者会的主题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卫生计生改革发展”。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女士，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先生，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王贺胜先生，围绕这一主题回答大家的提问。
首先，有请李斌主任。
李斌：
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首先，我借这个机会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卫生计生事业改革发展的各位记者朋友们，社会各界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过去的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的改革发展又取得了重要性的进展，标志性的大事有四件：
一是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了新时期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的方针，开启了“健康中国”建设的新征程。二是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国务院制定和实施《“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十三五”深化医改规划》，就是“一纲要、两规划”，标志着健康中国建设，从思想到战略，从纲领到行动的顶层设计基本形成。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这部法律的通过，将对中国中医药事业的振兴与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四是在上海，我们和世卫组织共同成功举办了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发布了《上海宣言》，这也是在全球健康促进领域上进一步展示了中国的理念、方案和实践。
今年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今年的任务还是很重的。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对改善和保障民生问题做了重要部署。这个报告求真务实，充满了为民执政的情怀。他在报告里指出，民生是执政之本，执政之要，要时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所以，今年是我们全系统的工作落实年，就是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落实好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各项任务，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下面，由我和我的同事回答大家的问题。谢谢。
1、健康中国
新华网记者：首先，感谢李斌主任在“两会”期间做客新华网“部长之声”栏目回应网民关切，在网民中引发热烈的反响。我的问题是，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把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卫计委未来如何进一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保障人人享有健康的权利？谢谢。
李斌：
健康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安康幸福，是重大的民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制定了“健康中国”建设的大政方针，这是一个长久的任务，接下来重在贯彻落实。
今年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路线图、时间表细化为施工图，围绕“1、5、3”这三方面的重要任务抓好落实工作。“1”是牢牢把握“健康中国”建设这一条主线。“5”是深化改革。建立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这五项制度就是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和综合监管制度。我们今年要把深化医改的立柱架梁任务做好。当然改革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要在改革的推进进程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本身也是一个事物发展的逻辑，制度和政策的自我完善总是在路上。“3”是改善民生。我们要开展好三个行动：一是推进健康扶贫工程，要精准施策，着力解决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二是深入实施改善医疗服务的行动，围绕患者的需求，从挂号、护理、日间手术、日间诊疗、急诊急救、服务态度入手，从细节上改进我们的服务，提升群众就医的获得感。三是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今年是爱国卫生运动65周年，要把握这个契机，进一步深入宣传大卫生、大健康的理念，深入开展改水改厕、城乡环境整治、重大疾病的防治等工作，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不断地提高全民的健康素质。
“健康中国”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各个领域，涉及到很多部门的职责，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需要大家共建共享。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这项工作，让13亿多人民能够以更加健康的姿态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谢谢。
2、医联体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央广网、央广新闻客户端记者：我的问题也是提给李斌主任的。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今年要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请问，目前医联体的试点形式有哪些？下一步，卫计委将会开展哪些工作落实相关的要求？谢谢。
李斌：
众所周知，我国优质的医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分布也不均衡。这样的医疗服务体系格局和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需求之间不够适应，不匹配，所以就出现大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况。如何缓解这种矛盾，促进优质资源下沉、重心下移？首要就是要通过改革来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分级诊疗制度是我们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制度之首，医联体是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抓手，也是一种制度创新，就是通过多种形式的医联体，把我们现在相对比较固定的格局纵横上下联通起来，形成一个合理的布局，这样就可以解决群众看病就医困难的问题，进一步优化服务体系，放大优势医疗资源效应，使得群众在家门口也能够看好病。通过医联体建设，使大的医院能够舍得放，基层机构能够接得住，老百姓能够愿意到基层去看病。
在基层的探索实践中，大体上有这样几种形式：第一，城市的医联体，有的是紧密型，有的相对松散。主要是由三级医院作为牵头单位，吸纳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参加，形成一个医联体。这样，从内在的机制上，就使得我们这些优质资源能够及时下基层，向基层延伸。比如，北京市月坛社区服务中心，它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复兴医院是一个医联体，它周边的老百姓非常信得过，愿意到那里接受服务，甚至有的居民都搬走了，还回来租房子，住在服务中心附近来接受服务。还有其他很多地方也都创造了好的形式。
第二，在县域的范围内，现在比较好的一种形式叫做“医共体”。把医保的支付方式改革和医共体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从预防、治疗、康复，提供一体化的服务，把县、乡、村连起来。有了医共体，居民在基层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医疗卫生服务，那么不仅群众花费少，医联体、医共体也会得到相应的鼓励和奖励。比如安徽省的天长市，他们一个县里组织了两个医共体，效果是比较好的。
2016年，安徽天长市医共体内部下转的患者比上转的患者要多，也就是说很多群众都留在了基层看病。大病到县里去，小病或者康复就留在基层。
第三，作为专科就搞专科的联盟。专科联盟往往是跨区域的，比如说有一些眼科、儿科、妇产科这样的专科联盟。像北京儿童医院就是儿童专科联盟的一个龙头单位，他们通过人员培训、疑难重症的会诊，通过对口支援，儿童医院的一些医生也可以到联盟内部的其他医院去服务。
第四，针对边远地区，我们开展远程医疗，建立远程医疗协作网。这个形式也是非常好的。2016年，我们安排了地方和军队的889家三级医院，来对口帮扶贫困县的1149家县医院，实现了对口帮扶国家贫困县的全覆盖。远程医疗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举一个例子，去年8月，某一个省发生矿山火灾事故，当时有30多人呼吸道受到损伤，其中有5个人伤势危重。中日友好医院在呼吸科方面是很有优势的，当时通过应急系统提出请中日友好医院派专家前往支援，中日友好医院看到这种情况，马上开通了远程医疗，通过远程医疗组织重症专家、呼吸科专家全程指导当地的医院进行抢救。三天以后，所有的伤员都脱离了危险，而且没有一例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如果用传统的办法，我们的专家从北京赶过去，这个时间就相对长一些，就可能贻误最佳的抢救时机。
通过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建设，我们主动地、有效地调整医疗资源布局，这也是完善医疗服务体系、进行医疗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按照总理政府报告的要求，今年我们所有的三级医院都要带头参与医联体的建设，相信我们解决看病就医问题的办法会越来越多。谢谢。
3、药品加成
中国人口报记者：我的问题想请问王贺胜副主任。“以药补医”在我国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今年总理提出要全部取消药品加成，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我想问的是，全部取消药品加成有什么背景，在我国整个医改的版图中处在怎样的位置，我们应该怎样实现呢？谢谢。
王贺胜：
首先，我要感谢媒体朋友对医改工作的关注和重视。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2017年要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的综合改革，全部取消药品加成。这意味着我国公立医疗机构将彻底告别“以药补医”的时代。
改革前，公立医院是通过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政府补贴这三个补助渠道。改革后，我们就取消了药品加成，变成了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两个渠道。全面推进公立医院的综合改革，核心是破除“以药补医”的机制，建立起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目标是人民得实惠、医务工作者受鼓舞、卫生事业得发展、党和政府得民心。应该说，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改变以前的运行机制，还是很难的。因为它既涉及了深刻的利益调整，改的是体制机制，又涉及到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所以，我们说取消“以药补医”这个机制，是我们深化医改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今年最难啃的“硬骨头”。
“药品加成”政策是我国50年代困难时期实行的一个政策，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药补医”逐步演化成为一种逐利机制，大处方、大输液、滥用抗菌素等问题日益严重，推高了医疗费用，削弱了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损害了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我们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
2009年新一轮医改以来，我们一直把取消“药品加成”作为破除“以药补医”机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2011年在所有政府办的基层公立医疗机构取消了药品加成。2015年在县级公立医院全部取消了药品加成。2016年200个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全部取消了药品加成。应该说，我们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每年降低药品费用，公立医院的药占比由2009年的46%下降到40%，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群众的医疗负担。据今年不完全统计，预计将再次为群众节省药品费用600-700亿元。
取消“药品加成”，破除“以药补医”的机制，必须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必须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毫不动摇地把公益性写在卫生事业发展的旗帜上。第二，必须坚持“三医联动”打出“组合拳”，增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第三，必须坚持合理的利益导向和激励机制，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医务人员的主体作用。
刚才问到怎么去实现破除“以药补医”机制，我想，重点是要按照“腾笼换鸟”的思路，按照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的路径破除旧机制、建立新机制。腾空间，就是要开展药品的生产流通使用全流程改革，要挤压药品价格的虚高水分，还要开展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来激发医院和医务人员合理用药、控制费用的内生动力。调结构，就是把降低药品价格、规范医疗服务行为腾出的空间用于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要把检查检验的价格降下去，把服务的价格提上来，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的价值，优化医院的收入结构。保衔接，就是医保支付和财政补助，医保支付和财政补助政策要同步跟进、无缝对接，确保群众负担总体不增加。
在这些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实践经验，福建的三明和安徽的天长等地都已经趟出这样一条路子，走出这样的一条路径，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除此之外，还要充分保护和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医疗行业培养周期长、职业风险高、技术难度大、责任担当重，不同于一般行业。针对当前医务人员最关心的薪酬待遇、发展空间、职业环境等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积极开展公立医院薪酬制度的改革试点。还要健全医务人员绩效考核制度，切断医务人员与药品、耗材等利益联系，保证医务人员多劳多得、优绩优酬，还要继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健全医务人员的培训培养制度，拓宽职业发展空间。另外，还要依法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谢谢。
4、“二孩”政策
中央电视台、央视网、央视移动新闻网记者：我的问题是有关全面两孩政策的。在我们采访中了解到，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不少群众反映生育“二孩”压力比较大。请问卫计委，我们是否调查过哪些因素影响群众的生育意愿，政策落实一年以来，我国的生育率总体处在什么样的水平，我国将采取什么样的积极措施鼓励群众按政策生育？谢谢。
李斌：
“二孩”政策的实施可以说是家家关心、人人关心，我在“部长通道”时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后来媒体总结是“甜蜜的烦恼”的问题。刚才，这位记者还提出一些问题，请王培安同志回答。
王培安：
谢谢媒体的提问。全面两孩政策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人口自身的发展规律，根据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情况，人口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情况做出的科学决策。这个政策从去年年初开始正式实施，从一年多的情况来看，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句话叫做成效初显，一句话叫做符合预判。
刚才记者朋友提出了影响群众生育意愿的因素，2013年、2015年我们委组织了这方面的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妇女的职业发展，母亲生完孩子以后的再就业和求职方面的问题。第二，婴幼儿抚育面临困难。托幼特别是三岁以下小孩的托幼资源比较缺乏，多数家庭主要靠祖辈抚育第三代。第三，经济上的压力。
2015年、2016年国务院少儿工委办公室和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也做了这方面的专项调查，结果显示，83.1%的妇女认为，影响她们生育决策的原因也是这三个方面，和我们调研的结果是吻合的。
截至去年12月底，政策刚好实施一年，全国住院分娩的婴儿活产数是1846万。实际生育的小孩数量大于这个数字，因为住院分娩率达到了99%。这个数字是2000年以来我国出生规模最大的一年，比“十二五”期间年均出生人口数增加了140万。去年的总和生育率达到1.7%，而新世纪以来，总和生育率一直在1.5-1.6之间徘徊。这几个数据说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效果是相当明显、相当乐观的。
前面讲到符合预判，这儿再加两个字，叫“完全符合预判”。全面两孩政策的决策在政策实施之前，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我们组织了深入的内部调查研究和分析论证，利用多种模型进行测算比较，组织的论证会有90多场，形成的研究报告有100多万字。
根据研究结果，符合生全面两孩的目标人群是9000万。因为多种原因的影响，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原因，还有年龄的原因，还有健康的原因等不愿意或者不能生两孩以外，我们认为，在9000万目标人群里能够生小孩的只有28%。
还有一个判断，在“十三五”时期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下，每年出生人口的规模是在1700万-1900万之间波动。刚才告诉大家，我们住院分娩的活产数1846万，这是计人头一个一个统计上来的数据。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生育形势完全符合预判。
如果再展开说两句的话，中国的人口问题不缺数量，不光是现在不缺，未来几十年，未来一百年都不会缺人口数量。到2030年峰值时期，我们有14.5亿左右，到2050年还有14亿左右的人口，到本世纪末还有11亿以上的人口。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国人口的素质，同时也要特别关注中国人口的结构问题。这是要回应的第二个问题。
回应第三个问题，中央高度重视研究解决群众养育子女的后顾之忧，明确提出要构建家庭发展支持体系，鼓励按政策生育。一段时间以来，我委会同发展改革、教育、交通、旅游、总工会、妇联等部门强化妇幼保健服务供给，合理规划产科、儿科、教育等资源，推动建设标准化的母婴设施，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推动各地进一步完善延长产假、设立陪产假等制度，增加惠民利民服务措施。一些地方积极探索解决群众生养子女面临的突出问题，如南京市政府推进小学弹性离校，学校为学生提供延时照顾服务，上海市妇联将牵头建设社区幼儿托管点，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等等，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下一步，我委将会同相关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总结地方经验，按照工作方案和任务分工，进一步健全完善税收、社会保障、住房、就业等政策，优先配置妇幼保健、托幼、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鼓励群众按政策生育，保持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关于三岁以下托幼资源短缺的问题，按照中央领导的要求，我委党组高度重视，这一年多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的构想是国家层面主要是做好规划，做好政策方面的研究，制定政策，然后制定标准，依法监管，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兴办、建设托幼设施，解决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
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人口结构。2015年，按照国际口径15-64岁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73%，数量是10.03亿，到2020年还有9.85亿，到2030年还有9.52亿，到了2050年还有8亿多。现在，美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66%，欧洲是67%，日本是61%。此外，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只有7.3亿，但是它的产出劳动生产率比我们高得多。所以说，中国不光是现在不缺劳动力的数量，以后科技水平发展了，还有很多替代的措施和办法，劳动力的数量就更不是问题。
从老龄化的情况来看，2015年，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是10.3%，美国是15%，欧洲是18%，日本是19%。从育龄妇女在总人口中的占比看，中国育龄妇女占26%，美国现在占23%，欧洲占23%，日本只有20%。我们调整政策后，政策效应会影响以后的人口结构。下一步，将会同相关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总结地方的经验，按照工作方案和任务分工，进一步健全完善公共服务资源，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谢谢！
5、大病保险
凤凰卫视、凤凰网记者：请问李主任，过去我们在凤凰媒体上看到一些民众得了大病没有钱医治的消息，请问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另外，大病保险是否能真正的保得了大病呢？谢谢。
李斌：
大病保险是在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对大病患者的高额费用给予进一步保障，防止家庭因病出现灾难性支出。我们从2012年启动这项试点，现在已经全面推开。去年，大病保险已经覆盖了10亿多城乡居民，可以说是应保尽保，当年累计赔付资金已经超过300亿元。大病患者住院费用实际报销的比例，全国平均是70%左右，有的省更高一些，像青海等地达到了80%，受益的人群大概是1010万人次，这个数字比2015年增加了近400万人次，可以说效果是很明显的。通过大病保险的实施，一些家庭患大病的负担明显减轻了。比如像白血病儿童，有的费用还是很高的。通过大病保险报销之后，这个负担就明显减轻了。
今年，我们还要在全国的贫困地区，特别是对农村持卡登记在册的贫困人口，加大大病保险工作力度，凡是患大病的，都可以享受大病保险的报销。随着基本医保筹资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将在确保基本医保报销比例不降低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大病保险的筹资，这样使得大病保险的受益人数和受益程度都有新的提高。
一是降低起付线。取消农村贫困人口在县域内普通门诊的起付线，贫困人口在县域内住院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出院的时候，只要交自己应该负担的那一部分就可以了。二是增加便利性。健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商业保险、应急救助“一条龙”“一站式”服务，方便群众。三是提高精准性。做好农村贫困人口的大病专项救助工作。我也多次讲过，今年主要新集中在九种大病，对农村的因病致贫户、因病致贫的人员进行集中救治。
总的来说，就是不断地提高大病保险的效用，在基本医保普惠的基础上，再精准施策，对患了大病的这部分人给予特殊的照顾。这是我国现有水平上的一个好办法，筑牢全民医保的底线，最大限度解决群众因大病致贫返贫的问题。谢谢。
6、基本医保
现代快报记者：李主任您好，“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老百姓吐槽的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完善基本医保制度，包括扩大药品的保障范围，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等等。请问李主任，下一步国家卫计委将如何落实，有没有具体的政策措施？谢谢。
李斌：
基本医保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压舱石”，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这项制度的建设，我们这几年来经过努力，已经织起了一张全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覆盖了13亿多人口，这样就为人人病有所医提供了有效保障。
今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已经明确提出，城乡居民的基本医保政府补助标准从420元提高到450元，进一步增加资金的投入，不断地增进人们的健康福祉。我们要很好的用好这笔钱，一定要用在刀刃上，让它发挥更好的作用。主要是采取以下几项举措：
一是扩大药品的保障范围。2017年版的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已经印发，新目录比2009年版增加了339个品种，其中儿童用药新增了91个品种。我去年在这里讲过，国家要通过对一些临床急需、疗效比较好、群众负担又比较重的药品进行国家谈判，要降价在50%以上。可以说，去年是说到做到，确实把这些药品的价格降到50%以上，给患这些大病的患者带来了利好。在这里，还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去年国家谈判的降价药品，今年已经全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群众可以按照比例进行报销了。
二是多措并举，降低药价，通过药品流通的改革减少流通环节，在综合医改试点省份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推行“两票制”，压缩空间，把虚高的药价降下来。同时鼓励跨区域联合采购，特别是对一些专利药、独家品种包括一些高值耗材鼓励进行联合采购、带量采购、降低价格。今年，还要通过多种办法，包括对一些高值医用耗材试点开展国家价格谈判，降低虚高价格。刚才王贺胜同志也讲到，今年将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切断医院在使用药品环节上利益驱动这样的内在关系。这样在使用环节上，没有这种利益的驱动，药品今后就要成为医院运行的一个成本，医院就会有主动控制医药费用的内在动力。
三是加快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支付方式改革是控制医药费用增长的一个有效形式，也是国际惯例。今年，主要是推行以病种为主的支付方式改革，同时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DRGs的改革试点，这也是发达国家普遍使用的一种办法。通过这样的改革，首先要有一个基础，就是能够标准化、规范化的治疗。我们制定了1000多种临床路径，这是保证医疗质量的规范和标准，看病要按照这个来。今年已经在7000多家医疗机构实行，我们还要继续重点推进这项工作。
关于记者朋友提到的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结算的问题，这也是本届政府的一个承诺，相关部门、各地也是立了军令状的。去年经过一年的努力，已经实现了省内异地直接进行结算，这就是去年的既定目标，我们任务完成了。今年还要加大力度，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加速推进信息化系统建设和全国联网的工作，要健全跨省异地就医的协作机制。现在有八个省已经开展了这样的试点。我国人口众多，异地住院就医直接结算需要全国统筹，目前各地目录、报销的政策有的是不一样的。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今年还要细化工作落实，加大推进力度，确保如期完成任务。
这就是总理在报告里面讲到的，一些应该办好的实事，我们应该竭力办好。
7、家庭医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客户端记者：请问王贺胜副主任，“家庭医生”这个词在2016年特别热，大家都特别关注，但是又觉得离我们比较远。我想请问一下，什么时候老百姓都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能够为我们提供哪些服务，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表？谢谢。
王贺胜：
刚才李主任在回答问题时说到医保异地就医报销结算，如果能够实现分级诊疗的话，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抓手就是应该有家庭医生，要有医联体。在这些方面，如果我们家庭医生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基层医疗水平提升不上来，分级诊疗也就不容易实现。所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非常关键的一项工作。
2016年国务院医改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各地各部门按照文件精神大力推进。现在已经有200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开展了这项工作，试点城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已经达到了22.2%，重点人群覆盖面达到了38.8%。应该说已经圆满完成了预定的2016年的任务指标。
从现在实施情况来看，群众对家庭医生的信任度、满意度和获得感也在不断提高。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指出，很多群众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签约居民已经开始享受到家庭医生提供的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约定的健康管理服务，而且还有很多地区优化了这些服务内容，满足了群众多元化的需求，形成了一些很有特色的经验。比如说福建省厦门市创设了“三师共管”的模式，这“三师”是，大医院的专科医师负责诊断，家庭医生负责跟踪治疗，健康管理师进行健康教育，“三师共管”共同提升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针对老年人、儿童、慢病患者等不同人群，遴选了针对性强、认可度高、实施效果好的“个性化服务包”。这些服务包提供给群众，由群众自行选择，满足群众的多样化健康需求。再比如，浙江省杭州市也出台了政策，签约居民在社区首诊时，门诊医保的起付标准下调了300元，通过家庭医生转诊到上级医院产生的治疗费用，按基层报销比例报销，这也是一条很有特色的经验。
上海市提出“1+1+1”的签约政策设计，居民在选择基层家庭医生签约的基础上，还选择一家二级医院，就是区级医院，再选择一家市级的三级医院组合签约，提供给老百姓去享受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这些措施都让家庭医生深受签约居民的信任。
刚才问下一步的工作，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推广这些典型经验，加大签约服务工作的推进力度。今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将扩大到85%以上的城市，签约服务覆盖率要达到30%以上，重点人群覆盖率要达到60%以上。各地将优先从老年人、孕产妇、儿童、慢病患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入手，做细、做实签约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达到签约一个、服务好一个。还要建立签约服务的激励机制，让我们的家庭医生多管少管不一样，管好和管不好不一样，调动服务的积极性，发挥好家庭医生健康“守门人”的作用。
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力争扩大到全人群，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全覆盖。谢谢。
8、药价谈判
彭博新闻社记者：去年国家卫计委开始了第一轮关于药品价格的谈判，今年又有45种药品被选入了谈判范围。我想问一下，这45种药品里有哪些是来自外资生产的制药公司，国家卫计委打算把价格降低多少？谢谢。
李斌：
谢谢彭博社这位朋友。确实，我刚才也提到，国家谈判是有效降低药品价格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去年尝试开展以后，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所以今年人社部门、卫生计生部门根据临床的需要，又遴选了一批可能会开展价格谈判的品种。到底是选几种，选哪几种，这几种药是由谁来生产的，目前这项工作还没有最后确定。确定之后，信息会公开。生产这类药品的企业，我们也是持开放的态度。总的原则是：第一，它是临床急需的。第二，实践证明这个疗效是比较好的。第三，在价格比较高、群众负担比较重的这一类药品里进行选择。谢谢。
曲卫国：
由于时间关系，本场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记者。再见。
